觉。”
“既然你们还在查，名单上的人没跑……”他冲周贾汀笑了笑，“说明此人藏得很好，没被克格勃找出来，也没有被格鲁乌发现。”
“这本身就足以说明此人的身份了。”
周贾汀身体前倾，示意他继续往下说。
“第一，此人历经二战，资历极深，功绩和级别都足够高。正常情况下，不在格鲁乌的审查范围内。”
“第二，他能频繁接触名单但没被怀疑，说明这项工作本身就归他管。大概率跟人事有关，比如负责干部调配、档案管理，或者外派人员的政审考核。”
“第三，他的人际关系很干净、消费水平匹配职级，没有任何异常开支。他和美方情报人员见面不需要密室，正常社交活动就够了。”
李卫东脑海里渐渐有了此人的人物画像：“一个没有享乐欲望的苏联老兵。人在巴拉特负责人事，出于个人怨恨或者理想崩塌，将情报卖给美国人。”
“当然，也可能把钱存在瑞士或别的中立国，等退休或叛逃后再取。”
“这个人我们也能用。”他果断做出判断。
“如果是为了钱，他能卖第一次就能卖第二次。如果出于怨恨或者理想崩塌，我相信，我们是比美国人更好交易对象。”
“美国人用他是交易；我们，可以是同志。”
周贾汀慢慢靠回椅背，指尖轻轻敲了两下桌面。他没想到，李卫东竟敢直接做出判断。
中调和二部已经有了初步研判，但没人敢在报告里下结论。
一个格鲁乌高级军官，牵涉的层级太高、风险太大，一旦判断失误就是重大责任。
研判报告里，全是“可能、疑似、不排除”，措辞比保险柜还严实，领导看得直冒火。
上级领导要的是明确方向，不是国关学的学术讨论。
李卫东不是专业出身，反而没这些包袱。他不懂情报圈里那些不成文的规矩，不知道哪句话该说、哪句话会得罪人，更没有部门利益。
很多时候，情报工作要的是某种直觉。有的人刚入行就能一击命中，以后也一直能打中靶心；有人努力一辈子，也摸不到门道。
“你先回去上课，如果有其他事我会再找你。”
李卫东点点头，临走前忍不住说：“美国人既然把名单交给我们，那这个人出事的风险就不是零，而是从一变成了一百。”
“他肯定会出事，无非要看死亡倒计时还有多久。”